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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作者:佚名 全集:论语名句 来源:网络 [挑错/完善]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关键词: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解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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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这段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到『君子义以为质』,这是讲操行,德行。这个「义」是循理的意思,事事都符合天理、符合道理,这就适宜了。所以义也是可以做为宜字来讲,义者宜也。一件事情合不合适、该不该做,那得看符不符合天理,或者说符不符合我们的良心,天理良心都能符合,这就是义。那么『礼以行之』,这个「行」就是要办事。行事做人当然都要讲礼,「不学礼,无以立」,儒家特别重视礼。刚才讲的,义做为本质,这是我们的德行,表现在外面的是礼。一个有德的君子肯定是彬彬有礼,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个质就是刚才讲的义,文就是礼,礼文。不可能说有操行的、本质好的人,外面的礼却一点不象话,这个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当然礼一定要学,有德者必定欢喜学礼,一定是好学的。如果他不喜欢礼,这个人的德行就要打问号了。如果不懂礼,很容易得罪人,令人生烦恼。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不会让人生烦恼,他不忍心让人生气,生气就等于是伤他的身体,有仁爱心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所以他肯定很乐意去学礼,「礼以行之」,处事待人皆用礼,这就能够让一切接触你的人都生欢喜心。

  『孙以出之』,这个「孙」通谦逊那个逊字,它是通假,所以这里不念孙,念逊,是谦逊的意思。「出」是指出言要谦逊。我们内心合乎义,外表合乎礼,这个是一个有德君子,但是不能够骄傲,这一骄傲就什么都不是。孔子讲「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是再有才华,但是他骄傲或者是吝啬,或者是两者兼有,那这个人不足观也已,不用再看了,再好也有限,好不到哪去。所以一定要谦逊,「谦受益,满招损」。谦逊,这里特别提出出言要谦逊,不能出言不逊,这是傲慢的表现。往往得罪人,遭祸殃,都是语言上没有谨慎,所以孔子在这里特别提出出言要谦逊。

  还不止,还要『信以成之』。「信」是诚实,做人要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个人就不能够立足。所以诚信是很重要的德行,特别是我们要做事,要在这个世间去立足,有所成立,信实就非常重要,所以「信以成之」,成就你的事业。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很有作为的、很有成就的企业家都不约而同的说,诚信是生意场上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关键。如果不讲诚信,这企业不会活很久。李嘉诚先生,华人首富,他总记着他母亲对他说的话,他母亲是庄夫人,跟他讲说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不克。哪怕你遇到危机,你也能够平安度过,因为你有诚信。对于企业如是,对于国家也如是。

  曾经子贡请教过孔老夫子,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孔老夫子回答了三桩事情:第一个足兵,第二足食,第三民信之矣。足兵就是这个国家要有武力,有强大的军队、警察,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机器,这个是防御系统,这是兵。另外,足食这就是粮食充足,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建设要繁荣,民生要注重。第三民信之矣,人民老百姓能够相信这个政府,这政府有信用。子贡很会问,他问如果这三样一定要去除一样,只能保留两种,那先去除哪一样?孔老夫子讲去兵。国家可以不需要防御系统,但是要足食,老百姓得吃得上饭,还要有信。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还要去一个,去哪一个?孔老夫子说去食,然后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粮食,不是军队保卫系统,最重要的是政府有信誉。人民百姓对政府有信心,他拥护政府,这个国家就能够度过难关。

  所以这个信很重要,不仅对人,一个人,如果无信则不立;一个企业,无信也不能成;一个国家也是,无信就会灭亡。你看历朝历代的末代君王就是失信于民,才导致亡国。你说就是近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取得政权,打败国民党?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当时无信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当时人心涣散,都个人想着自己的个人利益,都在那里接受日本投降的这些战利品,想着充实自己的私囊,没有以国家总体利益为重。而共产党当时真的取信于民,你看看当时唱的那个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做到了,绝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看这都是纪律。所以取信于民,人民就拥护,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不是没道理的。所以「信以成之」,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出君子的四样,「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最后赞美一句『君子哉』。这种人,就是你做到了四个方面的,你就是君子。那我们对照对照,自己能不能够堪称君子这个德号,这四样有没有真做到?学《论语》,为什么而学?我们要做君子、做圣贤,我们为这个学的。不是说就为了增长点知识,好像懂得一些国学,被人称赞说你真有学问,跟自己立身立德毫不相关,这就学歪了,只是学了个皮毛。学这些圣贤之道最重要的,是在自身上去力行。所以《论语》每一句都要回归到自己身上,夫子在这讲的话就好像面对面对我讲的,不是二千五百年前对弟子讲的,跟自己毫不相关,那这样学《论语》一点受益都没有。句句如对着孔老夫子,接受夫子的教诲。那「君子哉」一句这是勉励我们要做君子,我们自己直下承担。

  我们再看蕅益大师对这一章有一个批注,「行之,行此义也。出之,出此义也。成之,成此义也。卓吾曰:不是以义为质,以礼行之,以孙出之,以信成之。方外史曰:须向君子二字上着眼」。这是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论语》我们知道,蕅益大师批注这部《论语》有良苦的用心,他是佛教的大师,为什么来注儒家的经典?正是因为大乘佛法的修学建立在儒和道的基础上。佛法传到中国来,有大乘有小乘,小乘的经典翻译了很多。佛讲过,「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者,非佛弟子」,这是《佛藏经》里面的话。意思说你如果不在小乘上打基础,就立马到大乘上学,你学空了,空中楼阁,你没有成就,非佛弟子。所以一定要有小乘的根基才能入大乘。但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小乘兴旺了一下,它只有两个宗:成实宗,俱舍宗。在唐朝兴旺了一下,后来没人学了。但是大乘佛法八大宗,却是代代有贤人出、有圣人出,成就非凡。

  那佛这个话是不是讲错了?怎么中国人不学小乘可以大乘上有成就?原因是中国的儒和道很好的取代了小乘,做为大乘的基础,因为中国人他都学儒学道。而儒和道的学问跟小乘很相应,甚至比小乘要更殊胜,更容易引导我们入大乘。因为儒和道教我们怎么做好人,怎么做世间圣贤。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入大乘佛法,做出世圣贤就水到渠成。所以蕅益大师他自己就是这样学过来的,他是精通儒和道,当然大乘也是更加精通。他在晚年特别批注四书,就是引导我们来学习大乘,在儒、道的基础上能够顺顺利利入大乘。而他批注四书,完全用的是大乘佛法的义理,让我们既学了儒,又学了大乘,很圆融。因此,我们除了采用先儒的批注以外,特别选取蕅益大师的《批注》,把儒释道贯通起来来学习。

  他老人家批注《论语》是在四十九岁那年,他老人家寿命不算长,五十七岁就往生,但是著作等身。他批注四书的那一年,正是批注《阿弥陀经要解》那一年,先批注《阿弥陀经要解》,再批注四书。他注了《弥陀要解》之后,后代民国印光大师赞叹,说蕅益大师批注的《弥陀经要解》,古佛再来重新给《弥陀经》批注,也超过不了蕅益大师的《要解》,换句话说,蕅益大师那个时候已经有古佛的境界。他先批注《弥陀要解》,再批注四书,你就可知他批注四书也是古佛的境界,所以这个所注的至真至妙。很多先儒没看出来的意思,蕅益大师给它注出来。刚才我跟大家解释的是采用李炳南老先生的《讲要》,他是用先儒的批注,主要刚才谈到的就是郑康成的注,这是东汉时期的大儒。

  那么我们现在看蕅益大师的批注。他说行之,行此义也,他把这四样君子的德行归一,归在一个「义」上,义以为质。义以为质就是他的内心,义是体,质可以当作体来讲,君子全体就是个仁义,自然他一切的言行都符合义。所以礼以行之,这个行之,行什么?就是行此义。这个义是性德,君子所行所言都符合性德。性德那是本质,自性是体,所以义以为质。这个质如果用本质、本体来讲,那就非常的恰当。其实不光是君子义以为质,凡夫一切人,我们即使现在没有当君子,还是义以为质。我们的本体本性都是一样的,「人之初,性本善」,皆是义以为质,只是我们现在没行出来,区别在这里。我们有,但是没有行出来,性德不能彰显,被我们的烦恼习气给覆盖住,所以这个本质它就没办法表现出来。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他能行出来,能够发挥表现出来,这是跟凡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行也就行此义也,都是性德流露。所以礼也是性德,不是外面的那一套,圣贤人制定的一套规矩来规范我们的那个是礼,不是。礼是我们每个人本性中具有的性德。现在性德被蒙蔽了,我们还要向外学,向圣贤学,学一套礼。学了之后干什么用?那是为了把我们的性德恢复出来,等你真正恢复性德,你不用再向圣贤学,你自己所行的都是符合礼的,这叫礼以行之。

  出之,出此义也。孙以出之,出言也是符合这个性德,符合这个义的本质,所以谦逊也是性德。信以成之,成之也是成此义也,这是性德的作用,这成就了。所以圣人教导我们,不是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只能跟圣人走,不是。圣人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归到本性上,这个本性你一得到了,你自然所行、所出、所成,无不符合义。现在我们确实还没有恢复性德,那就要圣人拉着我们走,给我们指点。就好像我们学《弟子规》,《弟子规》是礼,《弟子规》教我们逊、教我们信,这套规矩都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那你真正成就性德了,还要不要《弟子规》?你就不要了,但是你所行所言全都符合《弟子规》。所以我们知道现前我们学习的阶段。

  蕅益大师又引李卓吾先生的话。这是明朝李贽,也是一位大儒,他有一个《四书评》的批注。他说不是以义为质,这个不是贯穿到后面,也不是以礼行之,也不是以孙出之,不是以信成之。你看就把这个字调换了一下。孔老夫子讲义以为质,不是以义为质;礼以行之,不是以礼行之;孙以出之,不是以孙出之;信以成之,不是以信成之。从这就看出君子的境界就高了,这种君子他已经是跟圣贤的境界相当了,就是他已经恢复性德,他已经得到了义。礼、逊、信他都得到了,然后他只是去表现出来。

  那没证得这个自性的人,我们讲凡人,凡人那就要学,所以以义为质。我们本身沾染的习气太重,好像这个本性都已经变得坏了,变恶了,现在要倒过来,要以义为质,等到你真正恢复性德,成就圣人了,你就义以为质了。那我们现在没有恢复性德,要以礼行之。学《弟子规》,这以礼行之,如果不以礼,那你行出来的全是非礼,所以要以礼行之。等到恢复性德之后,简单的说,做到自然了,自然合乎礼了,就礼以行之,你的礼是得到了。所以你所行皆是符合礼的,不用再特意、作意去行那个礼,它是自然的。

  出言也是这样,自然就谦逊,不用刻意,以孙出之是刻意,我还得想想,话未出口,先想想该不该出口,是不是谦逊,这叫以孙出之。以信成之,这都是有作意,都不自然,这种人是在学的阶段,还没成就君子。但是很难得,是个好学的人。成就君子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因为他本质恢复了。所以方外史说须向君子二字上着眼,这是我们求学的目标,要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做到君子,基本上世间人看就是圣贤,只是他自己还没满足,还没有真正做到圆满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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