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狂者“一克念即圣人矣”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中秋，王阳明宴请门人于天泉桥。这天晚上，月白如昼，赴宴之百余人无不兴高采烈。大家喝酒至半酣之时，歌声渐起。继尔，有人投壶聚算，有人击鼓为乐，有人泛舟赏景。王阳明看大家如此尽兴，亦退而作《月夜》二首，其中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王阳明对曾点狂者气象的赞同和肯定，于此显见。

第二天，弟子诸生前来拜谢。王阳明对他们说，学习“狂者”之论，可使人从富贵声利中解脱出来，获得豁达开朗的心境。但是，如果只执着此论，不能落实于实践，极易误入淡漠人情世故、忽略人伦物理的歧途。如此一来，虽然强于那些庸俗之辈，但终究还是未得大道。所以，大家务必要在实践中精益求精，万不可“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

“狂者”一词源于孔子，其言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是说，如果不能传道于具有中行之质的人，那么就一定要传于具有狂、狷之质的人。因为，狂者拥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狷者坚持有所不为的原则精神。包咸、邢昺、朱熹、王阳明等人均对“狂者”进行过解释，但只有王阳明明确将其与实践联系起来讲。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偏重实践维度呢?因为，他的一生就是实践的一生。他15岁仗剑出游居庸三关，悉心了解边塞风土人情，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21岁取竹格物，亲身体会程朱格物穷理之说，以期领会圣学要领;37岁贬谪龙场，辗转于“蛇虺魍魉，虫毒瘴癘”的艰难困境，最终彻悟“吾性自足”之理;38岁讲学贵阳，倡言知行合一;48岁平定藩叛，又经忠、泰之变，两年后方揭“致良知”之教。

在这诸多的经历中，龙场悟道可谓是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他逐渐步入圣人之道，开始创立自己的理论学说。王阳明因直言上疏被贬贵州，几经艰险才到达龙场驿。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事事亲力亲为：伐树修屋，尽心照顾生病随从，专做石棺以参看生死，设想圣人心境，最终得以悟道。王阳明后来也说：“往年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可见，龙场挫折实践的巨大效果，王阳明是深有体会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与友人及弟子论学的过程中，王阳明非常强调实践之功。明武宗正德五年年末，王阳明与黄绾等人于京师切磋论学。王阳明指出，如果想要成为圣人，就必须要廓清心体上的斑驳尘垢。那么，如何廓清呢?王阳明认为，就是要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破除自己的私意气习。王阳明指出，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但仍应该像古人那般“至万死而乐为”。如果好易恶难，惰于实践，那么极易走入禅、释之路。

明武宗正德九年五月，王阳明任职南京。在讲学的过程中，他听说滁州从学之士有放言高论者，内心悔意颇多。他说自己本想从更为高明的路径引导学者，但很多人走偏了，严重忽视了践履的重要性。因此，他不得不强调“存天理，去人欲”，教学者多做反省、审查、克治的实践功夫。还有人喜欢谈论仙佛，王阳明便以自己学习的经历开导劝解，鼓励他们笃志圣学。

此后，巡抚南赣、擒获叛藩、受人诬陷，王阳明屡立战功，亦遭遇颇多挫折。但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挫折实践中，王阳明发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慨叹，得出“‘致良知’三字乃圣门正法眼藏”的结论，由是创立心学学说，成为挽救程朱理学流弊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阳明学说来源于实践，更能指导实践，所以黄宗羲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认为阳明良知说有“震霆启寐，列耀破迷”之功。

因为功勋卓著，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得封新建伯;因为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广为学人知晓。但是，时人对他的谤议之声亦日盛。明世宗嘉靖二年，邹守益等诸弟子近侍身旁，概说时人或因其官位、学说、讲学而谤议，王阳明听后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仍旧要按照良知的指示行动。王阳明指出，在南京以前，他还有点舍己从人的“乡愿”情结;但平定叛藩之后，在良知学说的指引之下，他才达到“狂者”境界。

那么，王阳明心中的“狂者”是什么样的呢?照他的讲法，狂者志存高远，以古圣先贤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从不被世俗的纷扰尘嚣所累，犹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境界。那么，狂者相比圣人如何呢?王阳明以为，狂者“一克念即圣人矣”。即是说，需要再加以克念之功，狂者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如果不做这实践的功夫，那么就容易“阔略事情”。

之后，在给黄宗贤、尚谦等人的书信中，王阳明都强调要“孜孜不怠”“用力恳切”。在嘉靖三年中秋宴会之后，王阳明即明确指出，“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重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照王阳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的知行合一观，狂者到圣人之间的克念功夫既是思维省察克治之实功，亦是人伦物理应接之方法。

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关于王阳明求学和为教的阶段，学界亦有不同于钱德洪的说法。但不论是三变还是四变，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王阳明，有明一代气节、功业、文章第一人，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皆备的“三不朽”之人。是时代机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乐于实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品格和行动成就了他。钱穆先生说：“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著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诚然，如果忽略了实践维度，我们对王阳明的理解必然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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