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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卷三十·自纪篇

作者:王充 全集:论衡 来源:网络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之言。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着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不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锺。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氾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无罪见陷,胡不自陈?羊胜之徒,摩口膏舌;邹阳自明,入狱复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危,不广不见削,不盈不见亏。士兹多口,为人所陷,盖亦其宜。好进故自明,憎退故自陈。吾无好憎,故默无言。羊胜为谗,或使之也;邹阳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见之,故归之于命,委之于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钧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于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或曰:“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为乘田委吏,无于邑之心;为司空相国,无说豫之色。舜耕历山,若终不免;及受尧禅,若卒自得。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垂棘与瓦同椟,明月与砾同囊,苟有二宝之质,不害为世所同。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苏秦精说于赵,而李兑不说;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孔子失马于野,野人闭不与,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懿。俗晓〔形〕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鼽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礼有所不彳侍,事有所不须。断决知辜,不必皋陶;调和葵韭,不俟狄牙;闾巷之乐,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须,而又不宜。牛刀割鸡,舒戟采葵,鈇钺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磋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反宓戏之俗。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

  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

  《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着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着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充书违诡于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

  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郑为人悲;礼舞,于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暇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稻谷千锺,糠皮太半;阅钱满亿,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岁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充仕数不耦,而徒着书自纪。或〔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着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移乎?”答曰:材鸿莫过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树,接〔淅〕,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与之等,偏可轻乎?且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遇者则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魄。比以偶合称材量德,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身贵而名贱,则居洁而行墨。食千锺之禄,无一长之德,乃可戏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过,未足以为累也。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跖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于彼为荣,于我为累。偶合容说,身尊体佚,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德汪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氵窟而泉出,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乃吾所谓异也。

  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着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答曰:鸟无世凤皇,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有以放贤,是则〔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铭。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迹,百载异发。士贵雅材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榜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谲出君山。更禀于元,故能着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

关键词:论衡,自纪篇

解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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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贯在魏郡元城,又姓孙。

  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汎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

  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庄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气派。父亲没有打过他,母亲没有责备过他,乡邻没有指责过他。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里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为有过失而脱去衣服受责打,或者因为字写得难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书法日见进步,又没有什么过失。学完了识字书写课程,就离开了教写字的老师,去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字。读通了经书,品德也修养好了,就又辞别经师而去自己专门研究,王充一写出文章,就得到许多人的好评。所读的书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虽高但不喜欢随便写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与人谈论对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话。他的言论初听时似乎很古怪,与众不同,直到把他的话听完了,大家才认为说得很正确。王充写文章也是如此,行事为人和侍奉尊长也是如此。

  王充在县里的职位是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职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务,最后到州里做过从事史。王充不图在社会上出名,不为个人的利害去求见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专爱推荐没有作官的读书人,给已经当了官的人开脱过错。自己认为不好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人家有了过失,即使不为他开脱,也不会再去陷害他。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众人聚会坐在一起,不问到自己便不说话,被长官接见时,不问到自己就不作声。在乡里闲居时,仰慕蘧伯玉的气节;在朝廷做官时,就崇拜史子鱼的操行。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而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兴,丢了官也不特别悔恨。处在逸乐之中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在贫若的时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气节。爱广泛地阅读古书,喜欢听不同于流俗的言论。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世俗传说,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于是就深居简出,考查论证世书俗说的虚实真伪。

  王充为人清高稳重,结交朋友很注意选择,从不随便与人结交。结识的人地位虽卑微,年纪虽轻,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于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结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欢滥交一些庸俗之辈。因此,有些庸俗之辈,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过失,匿名攻击陷害他,但王充始终不去辩白,也并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有人说:“你既然有很好的才干和出奇的文才,又是无罪而被陷害,为什么不自己申辩呢?过去像羊胜那样的人,鼓动唇舌,使邹阳下了狱,邹阳自己上书申诉,结果就获得了释放。如果自己真有完美的德行,那就不该被人攻击;既然能够替自己申诉,那就更不该被人冤枉。”王充回答说:不清洁的东西就不存在被污染的问题,地位不高就不会被人危害,面积不宽就不会被削减,装得不满就不会被损耗。有才能的人受到各种攻击诽谤,被人所陷害,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去自我表白,怕丢官的人才去自我申辩。我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丢官,所以就沉默不言。羊胜说坏话,是有某种力量促使着他;邹阳免于祸难,是有某种力量解救了他。孔子是讲命的,孟子是讲天的,吉凶和安危,都不是人所能及的。古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它们归之于天命,归之于时运,就能胸怀宽广,内心宁静。什么也不埋怨。有了福,不认为是靠自己得来的;有了祸,也不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所以偶尔升了官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得意,偶尔降了职也并不因此而格外丧气。不因嫌弃贫贱而去追求富贵,不愿回避凶险而去寻求平安,不卖弄聪明以取得禄位,不用假意辞官来骗取名声,不因贪图升官而表白自己,也不因怕丢官而怨恨别人。把安与危、死和生看成是一样的,把吉与凶、成和败看成是同样的,这样就是遇到十个羊胜,也无妨害。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天,所以不去表白自己。

  王充的性情淡泊,不贪图富贵。当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时候,不因官大而高兴;当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职罢官受压抑的时候,也不因职位低而怨恨。几次被任为县里的小吏,也没有挑选而不愿干。有人说:“你心胸那么高而行为却一般,专门交结气味相投的人,做官也不计较地位,这岂不是玷污了你的节操败坏了你的品行吗?叫人家向你学习什么呢?”王充回答说:值得人们学习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孔子做官,是最不挑选的人。当他做乘田、委吏的时候,没有不高兴的心情;当他做司空、相国的时候,也没有欢乐的表现。舜在历山耕种,就像将要那样过一辈子;等到他继承了尧的天下,又像是本来就该这样似的。人所担忧的应该是德行上的不足,而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低;人们感到耻辱的应该是名声不清白,而不该耻于官职得不到提升。垂棘之玉同瓦片放在一个匣子里,明月之珠同碎石装在一条口袋里,如果有这两种宝珠的品质,是不怕被世人与瓦片和碎石混同看待的。世人如果能识别什么是好人,那么好人即使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仍然是尊贵的;世人如果不能辨别好坏,那么即使你地位再高,也仍然是耻辱的。如果能做到地位低和地位高的时候操行一样,身分低贱和身分尊贵的时候品德相同,这就可以了。

  社会上一般人的情性都是好向上爬而不愿向下降,专门巴结那些得势的而背弃那些失势的。当王充被提拔做官的时候,许多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在他身边;当王充被免职,贫困家居的时候,连原来的朋友也背离而去。王充为了记述俗人的忘恩负义,所以在家闲居的时候写成了《讥俗节义》十二篇。希望俗人读到这本书以后能有所觉悟,因此文章的主旨很明显,并且掺杂了很通俗的语言。有人指责我的文章浅薄。王充回答说:拿圣人的经典给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论说给山野的人听,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因此没有不被顶回来的。所以苏秦用精深的学说去赵国游说,结果李兑听了不高兴;商鞅起初用王道去游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却不愿采纳。凡是不符合人们内心所追求的东西,即使你说的尽是尧舜之言,那也如同用酒饮牛,用肉喂马一样无用。所以那种华丽深奥的言辞,适用于大人君子而不适用于小人庸夫。人们不得已而勉强来听,能听进心中的人是很少的。孔子在野外丢失了马,被人家扣留了,子贡用美妙的言辞去劝说反而使对方更加愤怒,后来孔子的马夫用幽默诙谐的话去劝说,对方却认为讲得很好心里高兴。一般人只懂得浅显的话语,勉强用高深鸿大的文章让他们读,就如同用仙丹妙药去治疗鼻塞咳嗽,穿着貂皮狐皮做的衣服去砍柴挖野菜一样。况且礼节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讲究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这样做。判决罪证明显的人,不一定要皋陶才行;烹调葵韭一类的菜蔬,也不一定要等狄牙来做才行。民间作乐,不一定用《韶》曲、《武》曲;乡村里祭祀土地神,也用不着三牲齐备的供品。既有不必要的问题,又有不适宜的问题。用宰牛刀杀鸡,用长戟挖野菜,用大斧削筷子,用盆罐当酒杯,这些都是大小失当,认为这种做法适当的人很少。怎样才算口才好呢?能用通俗的语言进明深奥的道理就算好。怎样才算才智高呢?能用容易懂的语言说明难懂的问题就算才智高。贤圣能衡量读者对象的才能大小,所以能写出适合他们程度的、深浅不同的文章。

  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写了《讥俗节义》;又忧虑君王治理国家,只是想统治老百姓,而没有合适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写了《政务》这本书。王充又痛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伪书俗文,内容大多不实事求是,所以又写了《论衡》这本书。自从圣贤死后,他们所讲的道理就发生了分歧,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学者自立门户各成一派,就是博古通今的人读了他们的书,也不能断定是非真假。这些伪书俗文都是久远听闻代代相传的东西,有用笔记下的,有用耳听来的,都是些上百年的东西。经过的时间越是久远,认为都是过去古代的事情,所说的大都是对的,对这些东西信得刻骨铭心,而不能自拔出来,因此我写了《论衡》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对问题的辩论很激烈,对于一切浮华虚伪的言论,无不加以澄清订正。目的是要消除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保存敦厚朴素的本质,矫正当时流行的不良俗,恢复伏羲时代那种纯朴的习俗。

  王充的书浅显易懂。有人说:“善辩的人讲出来的话很深刻,擅长写文章的人他写出的文章就深刻含蓄。考察一下经典上的文章,圣贤的言论,都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下子就看明白,现在阅读它的人,必须依靠注解才能读得下去。这大概是由于圣贤的才智博大,所以他们说话,写文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不靠玉工和珠师,谁也没法采到。因为宝贵的东西都是隐蔽而不外露的,所以考辩真伪的言论也应该深奥难懂。《讥俗节义》这本书,是想使俗人觉悟,所以它的主旨清楚,是些通俗易懂的文章。而《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呢?莫非是你的才能浅薄到了极点,根本写不出含蓄深刻的东西来吗?不然你的文章那么浅显,和那些经典截然不同呢?

  王充回答说:美玉本来隐藏在石头里面,珍珠本来蕴藏在鱼腹之中,所以都隐而不露。等到美玉从石头中剖出来,珍珠从鱼腹中取出来,难道它们还隐蔽着吗?当我的文章没有写在简札上,还隐藏在内心的时候,就像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一样。等到文章一经出于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从石头里剖出珍珠从鱼腹中取出一样了!它的光辉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灿烂,条理像地上的山脉河流一样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全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况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论述的事情也就确定无疑了。《论衡》这本书,就是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开口说话就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动笔写文章就应该力求把文章写清楚。才高学富的人文章写得优美,就在于他用的词语没有人读不懂,文章的主旨没人看不明白。读了这种文章的人,就像瞎子睁开了眼睛,聋子听到了声音。瞎了三年的孩子,一旦看到父母,如果不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会欢喜呢?路边的大树,河边的长沟,由于明显存在,所以没有谁会看不见。如果树不大而且又隐蔽着,沟不长而又隐藏着,指着它们让人看,即使是尧、舜恐怕也会看不清楚。人脸上有颜色的部位据说有七十多个,如果脸颊肌肤明净清洁,各种颜色都很清晰,那么即使是很细微的忧喜情绪,都可以看得清楚,给他相面的人,十个不会弄错一个。如果脸面黝黑丑陋,泥垢老厚而遮盖了脸上的各个部位,给他相面的人,十个有九个要弄错。

  写文章如同说话一样,有的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有的深奥曲折隐晦不明,哪一种属于善辩的人呢?说话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说过的话恐怕遗忘消失,所以就用文字记录下来。文字与说话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写文章要把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理疑难案件,廷尉处理有疑问的事情,有的含糊不清,和那办得清楚明白的相比,哪一个是好法官呢?说话以明白流畅为精妙,写文章以宗旨清楚为畅通,公文以明白准确为优秀。深奥隐晦,使人难以明白其宗旨的,只有像“赋”、“颂”这类文体。经传上的文章,圣贤的语言之所以不容易懂,是由于古今的语言不一样,各地的方言不相同的缘故。古人说话论事的时候,并不是竭力要让人难懂,把含意隐蔽起来。后人看不懂古人的文章,是由于时代相距太远了,这只能说是语言不同,不能称古人才智博大。内容肤浅的文章如果叫人难于读懂,这叫做笨拙,不能称为才智高明。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赞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呢!”正是由于韩非的文章可以使人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能引人深思。如果韩非的文章深奥难懂,必须有老师指导才能读懂,那么秦始皇就会把它扔在地上,还有什么赞叹可言呢?写文章的人,应该力求作品读起来通俗易懂而写的时候却很费力,不应该推崇那种读起来晦涩难懂而写的时候却不费力的文章;口头论述要力求解释明白,使人可以听懂,而不能为了追求深奥曲折,使人难于听懂。孟子看一个人贤与不贤,是以瞳人清亮与否作为标准,同样,考察文章好坏,要以道理明白与否作为标准。

  王充的著作与世俗见解相对立。有人说:“写文章贵在符合大众的心意,不违背人们的心愿,应该做到百人读了不批评,千人听了不指责。所以《管子》上说‘在屋子里讲论,全屋的人听了都满意,在厅堂里讲话,全厅堂的人听了都赞同。’现在大概你的学说与世人的见解不同,所以你的文章违反俗情,不合众人的心愿。”

  王充回答说:议论问题贵在内容正确而不应追求辞藻华丽,记述事情讲究符合实际而不应注重迎合别人。论文是用来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它怎么能不违背世俗人的心理,让人们听了不顺耳呢?众人的意见是错的就不能听从,所以我才排除和贬斥那些虚伪的东西,保存和肯定那些真实的东西。如果要求一切都应当顺从众人的心意,那就完全按照旧常规办就行了,还辩论什么呢?孔子陪鲁哀公闲坐,鲁哀公把桃和黍赐给孔子,孔子先吃了黍然后才吃桃,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进食的顺序的,但是当时左右的人都捂着嘴笑他,这是由于习惯于这种习俗时间太久的缘故。我现在实际上与孔子当时按顺序进食的情形相似,世俗的人反对我,就像当时鲁哀公左右的人捂着嘴笑孔子一样。庙堂上用的雅歌,郑国人认为不好听;典礼上用的舞蹈,赵国人认为不好看。《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春秋五霸不肯看;孔子、墨子的书,季孙氏和孟孙氏不愿读。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一般老百姓所贬低;治理国家的言论,会受到一般人的诋毁。有美味在这里,俗人不爱吃,但狄牙却爱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会抛弃它,但卞和却佩带它。谁对谁不对呢?可以相信的是谁呢?礼仪和世俗相违背,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鲁文公违反祭祖顺序,有三个臣子离开了;鲁定公按顺序祭祖,反而有五个臣子离开了。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明的人不会舍弃,世俗的人不会喜欢;能感动众人的书籍,贤人高兴地称颂它,而愚昧的人却躲开它。

  王充的著作不可能完美无缺。于是有人说:“嘴里不该讲让人挑剔的话,下笔不该有让人挑剔的文辞。文章要华丽美好,讲话要雄辩巧妙。话讲得动听,所说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里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读,那样的著作才让人爱不释手。所以雄辩的议论,人们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人们没有不争相传抄的。现在你著的《论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发议论,对世俗的批评就不合常情,又写得不漂亮,读起来很不舒服。师旷所奏的乐曲,没有不优美动听的;狄牙做的饭菜,没有味道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写的书,就没有什么缺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曾悬赏在城门上,观读它的人,没有说过“不”字。现在你的书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虽然又多又长,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谴责和反对。”

  王充回答说:养植果实就不注重养育花,修养品行就不在言辞上下功夫。茂盛的草丛中往往有许多落花,茂密的树林中必然会有许多枯枝。我写文章是想公开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谴责和诋毁呢?忙着救火或救落水者的时候,顾不上讲究自己的仪表;辩论是非的时候,也顾不上言辞的美好。下水追捕乌龟,顾不得调整自己的步伐;入深渊中捉蛟,顾不得考虑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辞直截了当,但思想内容却很深远;有些文章虽然言辞甜美文笔尖刻,但思想内容却很浅薄无聊。千钟稻谷,糠皮就要占一大半;上亿的铜钱,坏了钱孔的会有成千上万。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也必然有杂质;书籍文章难免出差错,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用此,再雄辩的言论也会有说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还会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有的人的话像金子一般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之口,有的人的文章像粪土一样是因为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子》、《吕氏春秋》没有一再受到攻击责备,那是因为它们出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有势,所以才能把书挂在城门上;因为有钱,所以才能以千金为赏格。看到这种书的人,个个惶恐畏忌,即使见有不合理之处,谁又敢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王充的书写成以后,有人拿它与古人的书核对,认为它不同于古人的著作。于是有人就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你的文章却又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平铺直叙。说你是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文章中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照经书既不符合,与传书对比也不相称,和司马迁的著作比不适当,和扬雄的著作归为一类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的相似,怎么说得上好,称得上巧呢?”

  王充回答说:修饰容貌强求与别人类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辞造句力求与前人相似,便损害了自己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众人的儿子,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类所生的,他们不一定长得一样,他们各自承受了父母的精气,形成了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与前人雷同才能称为好文章,这就是说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会伤手的人,然后才能称为技艺高明了。文人所做的事,各有各的路子,有人善于雕琢辞句使得文章很精妙,有人爱好辨别真伪以证论事情的真相。如果认为文章的构思必须与前人相同,文章的辞句必须互相沿袭,那就等于要求五帝做同样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样的功业。貌美的人面孔长得并不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动人的歌声音不相同,听起来都很悦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气味不同,喝起来都会醉人;各种粮食的味道不同,吃了都可填饱肚子。如果认为写文章都必须和前人一个样,那就等于说舜的眉毛也应该是八采,禹的眼睛也该是有两个瞳人了。

  王充的著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说:“文章以字句简练主题明确为好,说话以语言简要思想清楚为高,长于辩论的人,他的话必然扼要周到;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文辞必然简洁鲜明。现在你所著的新书,超出了万言,繁琐而不省略,读者没有耐心读完;篇幅太多,注释者不能一一领会。你所以落了个“躁人”的名声,是因为文章写得过多就不好。说话简短容易说好,文章长了就不容易写得恰当。玉少石头多,多的就不珍贵;龙少鱼多,少的就必然神奇。”

  王充回答说:确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文章再多也不嫌多,华而不实的文章,再少也不算好。只要对社会有用,即使写一百篇也没有害处;如果对社会无用,即使只写一篇也没有补益。如果全都对社会有用,那么就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好。积累了千金,和只有百金的相比,谁是富者呢?所以文章多胜过文章少,钱财多胜过钱财少。世人拿不出一卷,而我有百篇;别人没有写一个字,我却写了上万字,哪一个好呢?现在有人不说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对,而说我的文章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却说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文章,这正是我写的书不能简略的原因。房屋多,占地就不能小;人口多,户口册就不能少。现在失实的事情多,华而不实的言论多,那么指明真实情况判断是非,进行争辩的言辞,怎么能够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无变化,篇数却要以十为单位来排列,文字要以万数来计。体形大,衣服就不能瘦小;事情多,文章就不能简短。事情多文章就多,水大鱼就多;都城粮食多,街市人就很多。我的书虽然篇幅多,但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考察一下古代的太公望,近代的董仲舒,他们写的书都在百篇以上,我写的书也才超过一百篇,有人就说太多了,这是因为作者地位低,所以读我书的人,不能不指责我啊!黄河之水波涛滚滚,比起其它河流,究竟谁大呢?重厚的蚕茧,称一下它所出的丝,与轻薄的茧相比哪个多呢?

  王充做官屡屡不得志,只能著书表明自己的思想。有人嘲笑他说:“有大材的人之所以可贵,就贵在官运享通,本身被重用主张受采纳,能干出事业建立功名,这才算得上高贵。现在你处世如此潦倒,做官屡遭贬斥。你的才干并没有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你的力量也没有在你担负的职务中充分显示,所以只能冥思苦想,写文章著书,言辞再美妙对你自身又有什么好处呢?文章写得再多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呢?”

  王充回答说:才智鸿富没有能超过孔子的了。孔子的才智不为当世所容,在鲁国遭贬斥,在宋国树下司礼,树被砍掉,在齐国带着刚淘好的米逃跑,在匡地被包围,在卫国被铲掉车迹,在陈蔡被困饿,学生们个个面带菜色。现在我的才智不及孔子,不受重用的厄运,与孔子不相同,为什么偏要因此轻视我呢?况且官运享通的人未必就聪明,卑贱穷困的人未必就愚蠢。碰巧有人赏识就能富贵,没有人赏识就失意。所以禄命好的人,即使是庸人也会尊贵显达;禄命不好的人,即使是奇俊之才也会不得志。如果一定要以是否得志和受重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品德,那些做官吃俸禄的人,才智就都胜过孔子、墨子了。身份高贵而名声很坏,说话清高而行事污浊,享受千钟俸禄,而毫无一点优良品德,这种人才是应该嘲笑的。至于品德高尚名声清白,官职低而俸禄少,这不能归过于他们的才能,也不能算作是他们的缺陷。读书人都愿与原宪同往一间房子,不愿同子贡同坐一辆车子;愿跟伯夷同行,不愿跟盗跖走一条路。高洁之士所看重的事情,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所以他们的名声也就不同。他们的身体虽然和草木一样地腐烂了,但他们的名声却同日月一样光辉灿烂,行迹像孔子那样穷困不得志,文章却能与扬雄比美,我以此为荣。有的人身虽显达但才智贫乏,官位虽高但德行渺小,对他们来说认为是光荣,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欠缺。靠献媚讨好,即使做了高官得了享受,可是百年以后,就和其他生物一样死去了,名声传不到一代,文章留不下一篇,这样的人即使俸禄很多,可是文才和德行都很浅薄,这不是我所赞赏的。有些人德行高尚美好,智慧深厚鸿富,下笔如急雨一样倾注,谈论像喷泉一样滔滔不绝,他们才能卓越智慧超群,行为高尚而志气不凡,尽管也只活了一辈子,可是名声却流传千古,这才是我所认为的杰出。

  王充出身于寒微的家族孤独的门户。有人嘲笑他说:“你的祖辈没有善良美好的根基,又没有一篇文章遗留下来,你虽然写了这种大部头著作,但却没有什么师承渊源,终究算不上高明。气不是逐渐发展而是突然发生这就叫“变”,物没有种类而胡乱产生这就叫“异”,不常有的东西而忽然出现这就叫“妖”,违反众人的意向而突然出现这就叫“怪”。你的祖上是什么样的人呢?你那先辈的名姓不见载于史传。何况你未曾学过墨家的学说,出入于儒家之门,现在忽然写出成千上万字的著作,这该算是一种妖变,怎么能珍视这类文章而加以推崇赞美呢?”

  王充回答说:鸟类没有世代相传的凤凰,兽类没有种系相传的麒麟,人没有世代相传的圣贤,物没有经常出现的珍宝。才能高超受到压抑,这是遭遇时运造成的。人才高贵所以才单独出现,物品高贵因此才单独产生。如果文章的成熟总是要对贤人有所仿效,这就等于说醴泉必然出自旧源,嘉禾必然发自老根。杰出人才的出现,卓越文章的产生,风度与世俗不同,俗人因此不能对它加以衡量。所以罕见的事迹,被记载于史书上,少见的东西,常被刻在钟鼎上。五帝不是在一个时代中兴起的,伊尹、太公望也不是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地区相隔千里,事迹各不相同,时代相距几百年,情况也不一样。士人贵在有高尚的才智而不轻易往上爬,不靠出身高贵来取得显赫的地位。母牛黄黑杂色生的小牛纯赤色,并不妨害用小牛来做祭品;祖辈不高尚而后代优秀,并不妨碍后代成为杰出的人才。鲧是恶人而禹却是圣人,瞽叟很坏而舜却神圣。伯牛患恶疾,而仲弓却健康清洁。颜路庸俗笨拙,而颜回却才能超群。孔子、墨子的祖上平凡愚昧,而孔丘、墨翟却是圣贤。扬家家族不显贵,却出了才能卓绝的扬子云;桓家上辈官运不通,却出了桓谭这样杰出的人。这是由于重新禀受了元气而生的人,所以能写出好文章。

  元和三年,王充被征召,全家迁往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地,后来到州里任治中从事史。才能低而责任重大,主管的是检举弹劾,著书的念头,中断多年了。章和二年,辞去州里官职回家闲居。年纪已近七十岁,已经到了告老退休的时候。做官的门路已经断绝,志愿无法实现无可奈何。凡事总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身体也时好时坏。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日子一天天的逝去,同辈的朋友越来越少,可以依靠的人很少了。生活贫困,得不到供养,心情很不愉快。光阴慢慢过去,又到了庚年、辛年交替之际,虽然害怕死去,但我心里充满活力,于是写了《养性》这本书,总共有十六篇。养育精气保护身体,适量吃饭节制饮酒,闭目塞耳不问世事,爱护精力注重保养,还适当地辅以药物,作作健身操,希望寿命可以延长,短时间内不会老死。既然已经到了晚年无法返老还童,因此只能著书传给后人看。人的寿命,长短有一定的期限,人也和虫物一样,生死有一定的时间。历年写下的东西,托付给谁将它们流传下去呢?最终将进入坟墓,化作灰土。上自黄帝、唐尧,下至秦汉以来,我都以圣人之道为准则,以博古通今的人分析事物的方法,对它们一一进行了评论,像秤一样公平,像镜子一样明亮,一切老幼生死古今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寿命已经不长了,真令人叹息伤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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