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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唐代诗人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刘禹锡诗词作品
刘禹锡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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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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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

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贬谪生涯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行至江陵,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刘禹锡被贬在朗州前后近十年。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但不久又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丧才得以离开。

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

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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