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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

元代诗人

元文学家。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原籍柳城。官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能文,与虞集并称。所作碑志甚多,大都为歌颂应酬之作。原有集,已散失,清人辑有《牧庵集》。

姚燧诗词作品
姚燧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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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其弟子刘致曾经将姚燧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当时的胡震亨曾颇费周折地四处搜寻,但是却一无所获。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元刊本篇目为少。

姚燧词有47阙,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题)和〔贺新郎〕(失题)是他词风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别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赠内子》等。

在这里着重要提的还有他的散曲。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可以其一组〔越调〕《凭阑人》小令为代表,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最为人熟悉的小令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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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三岁那年父亲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并对幼年的他非常关切,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为姚枢撰写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这引起了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的关注。杨奂卒前,将其次女许醮与姚燧。这一段时期,在姚枢指导下,他主要学习了《小学》、《四书》。

十三岁,姚燧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市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二十四岁,姚燧“始取韩文读之”,深为其古奥硬朗、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这使他对当时文坛承袭金文,宗宋尚苏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风更加不满,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变革文风的路子来。

至元八年(1271),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国子学,择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遂应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随元军到地方去安辑人民,兴办学校,致力于抚平元宋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五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归秦。”诗句中流露出无限怀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对无罪误人和连累关押在狱者,“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赈灾济民,兴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经历使他看到当时官僚的腐败黑暗,也使他认识到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他深深体味到当时民众所处的苦难境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转机:元廷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名人出入(如阎复、胡祗遹、尚野、吴澄、袁桷、邓文原、元明善等),跟随他学习古文的也云集影从(如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翀、李泂、谢端、李之绍、刘自谦等),真可谓是门庭若市,象笏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为荣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进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元廷谥之曰文。

为政之暇,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在《别丁编修序》中,他说:“自历荆宪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中,他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不但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历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带上了民间色彩。

姚燧出身名门,师从硕儒,这种环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气,使得他恃才放旷,颇为自傲,养成了豪迈耿直的个性。他推崇唐代“名满天下,英风豪气人莫能比”的大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元史》记他“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

元代前期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用财货结交朝臣,许多大臣都为之所动。至大年间,姚燧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名倾京师,当时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为事,“其不得者,每为愧耻。”附庸风雅的沈阳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为诗文,并赠送财宝。姚燧鄙视当时朝臣的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阳王父子唯事货赂的行径,没有答应。这最终导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强作文应付。沈阳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兴,当即赠送币帛、金玉、名,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爱搜集古玩名画,但是这次他却立即将其分给了属官、吏胥和侍从,留下金银送给翰林院做费用,自己丝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说:“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国朝臣的器识和风度。后世修史者称赞他“器识豪迈过人”。

为了统治需要,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当时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门派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个派系都出现了许多名声远播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姚燧既负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但是他却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燧性颛蒙,于周孔书,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书?未尝一望其涂涯,岂敢妄为曰知?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故惟即夫赐田以言。”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批评元代佛教泛滥、寺院林立、僧徒众多的状况,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等,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终于,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磨平淮碑”事件。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写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发与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语。当时的一些僧人认为“祝发”是谩骂出家人,“焉”是疑问词,表示否定,他们对这非常恼火,把它诉诸太后。这件事后来经李宗师等据理力争才免于追究,但还是磨平碑文,转由他人别撰。位至光显而依旧个性耿直,刚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不见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这也是他每每任职不久就辞职的原因之一。

做为一代文豪,与元代社会风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于“能诗词,善谐笑,名重京师”的乐妓张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弹饮的佚闻。而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词〔浪淘沙〕《赠重阳奴》和散曲〔越调〕《凭阑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与同僚们宴饮时,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场面。在一些诗词中,他也写到这一点,表现了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在与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丽娴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问之再三,终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亲官微禄薄无法偿还公债而被卖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请求丞相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儿的身份许配给他熟悉的一名史官。这件事在京师被人传为盛事,嘉兴县阙为此曾赋诗三百余言。《辍耕录》以“玉堂嫁妓”为名完整地记载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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