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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华夏儿女

陈瑸

清代诗人

陈瑸(1656-1718年),字文焕,号眉川,广东海康(今属雷州市)人。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进士,知福建古田县。疏议废加耗、惩贪官、禁滥刑、置社仓、粜积谷、崇节俭、兴书院、饬武备等。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居官清廉,励精图治,布衣素食。累官福建巡抚、浙闽总督。清廉卓绝,圣祖称为“苦行老僧”。康熙三十九年任古田知县,又调到台湾主政。

陈瑸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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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吏治

陈瑸初入仕途是任“素称难治”的福建古田县令。古田之难治,主要原因是蠹书蠹役太多,他们“盘踞衙门,最为民害”。

陈瑸所说的蠹书蠹役就是吏胥——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所谓“吏”,即负责抄写的文秘,“胥”即捕快等跑腿办事的人员。过去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足两年),吏胥却是历久而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替。吏胥的职责是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这种事老实巴脚的“好人干不了”,只有社会上奸猾狡黠之徒才能胜任。他们聚集起来,“铁炼成群”,有权有势,又没有人能监督。就日夜谋划如何从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清朝初年,古田料理六房公务正式书办只有14名,朝廷按册发饷。后来这个群体自我膨胀,增至28名、56名。陈瑸上任时,古田吏胥竟然有158名之多。这种情况在全国极为普遍。王学泰在《吏胥之害》一文中说:“到了明清两代,吏胥成了衙门的主体,人数日增。”陈瑸在给上司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差役下乡,分路搜索如捕大狱,宁不骚扰!况由乡至县、由县至省,儿啼妇哭,保无因饥寒困窘而颠踣于道路者乎?此其大害在民财、兼在民命。”“一正差俱带白役数人为爪牙,并轿夫随丁至十数人不等,通共有数百辈。分乡分路,四处骚扰,所过鸡豚一空”。(《古田县条陈八事》)一个外来的官面对这些长久盘踞衙门的吏,会有三种选择:其一,与之同污合流;其二,睁只眼闭只眼明哲保身;第三,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清人方俊颐说:“且有不肖守令,恃鹰犬为爪牙,倚虎狼为心旅(月),以遂其雉蚕食鲸吞之计,而济其婪脏黩货之贪”。这种情况为陈瑸所不齿。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符合陈瑸的志向和操守。如果亲眼看着百姓财命不保,儿啼妇哭,他所奉行的“儒家之学”就是假仁义,追求的“浮屠之行”就是假慈悲。他的所谓清廉自守、清贫节俭、束己利他的操守也就毫无价值。所以,陈瑸断然采取了第三种态度。

然而,裁汰冗员,改革人事制度,清除古田头号积弊,毕竟是天下第一等难事。他是如何顺利解决的?

值得佩服的是,陈瑸不光对百姓苦处“知之最真,言之倍痛”,而且有救民于水火的智慧和勇气。据历史记载,他举行了一场公开召聘吏胥的考试。“考验通晓文移及写字端楷者,留存七八十名,开造姓名年貌,都图住址,详请批夺存案,永绝后弊。余则尽数汰裁,令其归农当差”(陈瑸《古田县条陈八事》)。这种办法使水平差的差役和“白役”无理由反对,一个危害甚烈的暴力集团被和平解散,进入“正册”的吏胥则被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中,多年的弊政得以消除,为其他的革新铺平了道路。

陈瑸能够改革成功,完成这一重大变革,很大程度上靠官员自身素质。陈瑸的成功有以下几种品质保证:一是志向。陈瑸自幼志向远大,“矢志不在温饱”,而要“志于道”、“志于仁”,“学儒者之学,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学”的核心是仁爱,“浮屠之行”的根本是仁慈。志向的本质是“博施济众”。志向大,是要“济”更多的众人,志向远,是长远地“济”众。人们常说志向远大,是从空间和时间是说明为众人服务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志向能够产生的勇气,为克服困难提供动力。二是操守:俗话说打铁须得自身硬。陈瑸“不纳一文、不通一贿,绝意逢迎、坚持直道”。“以天下为己任,温饱无求;其廉介本天成,影衾不愧”。就使自己产生了强大的道德力量。三是无私忘我的精神,陈瑸改革,没有丝毫自身利益的考虑,相反,是“瘦在己而肥在民”,这样无私便会无畏,有志便会有为。他解开古县的第一个死结,一系列的的难题随即迎刃而解,清积欠、清丁田、均差徭、建义学,盘活了古田政局。建立起人民安居乐业的良性发展的秩序。这样就消除戾气,布撒祥和之气。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四十年九月,陈瑸用一年半时间,把积弊丛生的古田治理的井井有条。史书记载:“邑中五彩云现”。

陈瑸的廉政、勤政与善政赢得了百姓的爱戴。陈瑸调任台湾时,古田人民恋恋不舍。听说对陈瑸进行离职查验,清理粮库时因仓鼠糟蹋毁坏,仓榖储备斤两有所亏欠,古田百姓争携升斗,把粮食补足。这件小事不能平伏古田百姓的感恩之心,就准备给陈瑸立生祠,陈瑸听说后坚决反对,陈瑸走后,生祠还是建了,并且每年杀猪屠羊祷祀,成为传统。在以后岁月里,只要有古田人来雷州做生意,必先祭拜陈清端公祠。据陈瑸后人陈华德先生介绍,二百七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古田后人又组织“福建恳亲团”来雷州,欲观瑸公祠,拜瑸公墓,代先人谢恩,而此时,清端公祠已倾圮欲倒,陈瑸公墓已被挖掘破坏,古田人大哭而去。

“海妖”作祟

清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举国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

惟有台湾府频传奏章,禀告皇帝,称连年海妖登陆作祟,成群结队爬到农田里毁坏作物。因而农业普遍失收,贼匪四起,社会动荡,民生危殆。当地官建牢房,人满为患,继续增建监仓都不能解决问题。以至朝廷连换几任知县都未能见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秋,众文武大臣向康熙皇帝推荐广东雷州海康籍进士陈瑸(时任福建古田知县)到台湾继任知县,治理海岛,安抚民生。康熙皇即传旨陈瑸进京授职。其时陈瑸正回乡省亲,适逢母亲重病垂危,接到圣旨甚是为难: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忠臣,更是一个孝子。自知抗旨要杀头,无奈只有孝心为上,冒死服侍老母亲半月后,见病情缓解才备行装辞母返京。

其时正值膏蟹大量上市季节。为了讨得皇上欢心,陈瑸织了一个竹篓,装满一大篓活鲜并涂满海泥的膏蟹,打点行装素裹匆匆赴京授命。

贡蟹为名

陈瑸入京城后,直往朝殿,二话不说,便将篓中活蟹解放开来,然后跪地面圣。众老臣面前,只见康熙皇帝故意大声呵斥道:“陈瑸,你知罪否?”但见平素沉着的陈瑸应道:“罪臣陈瑸在下,抗旨久违,迟迟未归朝廷,罪该万死。望皇上恕罪。”康熙继续责问:“你明知抗旨,延迟回朝是死罪,为何抗旨呢?!”。陈瑸指着门外横行的膏蟹,说道:“这些膏蟹是我从家乡带来的特产佳肴。普天下皇上为上,罪臣不敢独享,为保持鲜活,特地从雷州一路赶着这群畜牲上路,由于畜牲不听活,走得又慢,所以误了行程,肥美的膏蟹是专为孝敬皇上的贡品,请皇上用过膏蟹,再杀罪臣未迟”。康熙皇帝转过脸来:“唔,算你嘴乖巧,待朕吃了蟹再说。”其实康熙皇上也从群臣口中了解到陈瑸母亲重病之事,现今至关重要的是台湾社会安危的事情,正急需陈瑸这位贤臣赴任知县,只好免了他欺君之罪。

巧除鲎患

次日早朝,康熙皇帝下旨:“陈瑸,抗旨本应杀头,朕现念你一片忠心献君,一片孝心为母。公事为上,先留你察看,给你一个戴罪立功机会,立即赴台湾任职,降除海妖、平荡贼寇、稳定治安、恢复生产。”然后又对他说:“限你五年之内完成,自有重赏,否则两罪俱罚,就怪不得联手下无情。”陈瑸谢过皇恩后,深感此行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到了台湾岛,陈瑸带着随从马上前去当地民宅,找土著引导察看“海妖”情况,沿海边寻去,但见黑压压一片,横七竖八地爬行着数也数不清的甲壳动物,似千军万马般袭来,真是见着不寒而栗,但又似曾相识,待片刻定睛一看,“什么海妖”,陈瑸高兴得像顽童一样提起一只鲎,大笑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起雷州话:“一狗、二鲎、三海豆芽、四番豆。”真是乐不可支。他回首仰望北方,心绪万千:难怪皇上器重自己,免了欺君之罪,本臣坚信不用很久时间,定能将台湾府治理好。其实陈瑸胸有成竹。

鲎在陈瑸的广东雷州半岛家乡可是海产佳肴,为什么却被误为“海妖”呢?原来当地土著本以为好吃之物,但对其肠肚屎尿不会处理,结果食之中毒,导致土著畏栗禁忌吃鲎,视为“海妖”。陈瑸高兴之余,便身先士卒地示范宰杀鲎技术,然后将鲎肉分块下锅煮熟,再用生姜、蒜米及糖醋打芡汁,让土著百姓醮着食。他们吃后,个个呱呱大叫好味道,这一招果然凑效。从此之后,沿海土著掀起抓鲎热潮,这些“海妖”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陈瑸摸着脑后勺,呵呵地笑起来,然后自言自语一番:“宝岛台湾虽然土地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但当地土著落后,不懂耕作。待日后从雷州半岛引来蕃薯及牛只帮助他们耕作,定能发展生产,安定社会,欣欣向荣。”

后来,据说陈瑸果然从雷州半岛引入牛只及蕃薯,并教当地土著开垦耕耘,养禽圈畜。几经艰辛努力,终于开拓出新局面。陈瑸在任台湾县知县期间,励精图治、社会生机勃勃。时间一晃五年过去,“海妖”已除,匪患灭迹,生产丰收,社会安稳。康熙皇帝自然龙颜大悦,嘉奖陈瑸的治理台湾功勋,至于陈瑸以往的“欺君之罪”早已被他抛到九重云霄之外。

勤政爱民

最后一点,陈瑸不仅勤政,而且善政。他往往能针对实情,采取得力举措。台湾刚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所手中夺回,当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社会文明度差,陈瑸根据实际情况,改革政治,革除弊端,注重“兴学广教”,大力发展文教事业,他还考校读生,教导治学做人的道理,在台湾“建学设塾”。经过一番努力,改变了社会风气,“民知礼让”,“骎骎乎海东邹鲁矣”(《续修台湾府志》中册),把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台湾和福建等地,留下“海疆治行第一”的特殊政绩。

台湾贡献

陈瑸从政大部分时间是主持台湾事务,从台湾县令到台湾厦门兵备道,到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层次步步升高,作为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他勤政爱民,善于协调各种关系,造就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他抓住发展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开发宝岛,育物富民;他以文化为先导,兴隆教化,倡导文明;他善于化解矛盾,遇事不惊,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稳定。

陈瑸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台湾的治理上。清廷收复台湾后,战乱始平,人心不稳,加上酷吏当政,急敛暴征,致民不聊生。陈瑸在《康熙五十四年十月疏》上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一人入仕途,于饮食、衣服、器,皆备极华侈。多所费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朘削无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瑸调任台湾知县(当时台湾未建省),他体察民情、清廉正直、爱民如子,常以“取一钱与取百万金无异”为戒,深受百姓拥戴。在治台策略上,“一禁加耗以苏民困,一禁酷刑以重民命,一禁馈送以肃官箴,一粜积谷以济民食,一置社仓以从民便,一崇节俭以惜民财,一先起运以清钱粮,一饬武备以实营伍,一隆书院以兴文教”。同时对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实行优抚政策,“革官庄,除酷吏,恤番民……”。几年后,台湾政局渐趋稳定。国相李光地奇其政绩,交章保奏,康熙亦奇之,提升陈瑸为四川学政。离任时,百姓万人夹道,挥泪道别,频呼“青天”。不久后,台湾又发生民变,官兵久战不能平。福建巡抚张百行奏请康熙:“为四川学政觅人易,为台湾道得人难。”于是,清廷补授陈瑸为台湾厦门兵备道,率兵回台。消息传来后,台湾百姓奔走相告,不费朝廷一兵一卒,民变自平。

福建边防

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瑸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瑸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朱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厦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厦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厦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验。商船出海,令台、厦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谷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充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拨用。瑸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赉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损民田,瑸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於官。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

命以一万佐饷,馀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士曰:"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廕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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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瑸(1656-1718年),字文焕,雷州市附城南田村人,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康熙皇帝称之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跟海瑞、丘浚合称岭南三大清官。

陈瑸一到台湾,立即深入民间,明查暗访,把前任无辜扣押之300囚犯,释放回家。知府不同意他的见解,上书揭参。皇帝听说所释放之囚乃造反之辈,派钦差到台查办。点犯之日不缺一个。钦差大惑不解,后经仔细讯问,才知这些犯人乃自觉回监听点,表明陈瑸平反冤狱做得对,知府揭参错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瑸充当会试分校,旋任四川提学道。翌年,台湾再次发生民变,福建巡抚张伯行向朝廷推荐陈瑸当台厦道。他在奏章里特别强调“为四川省找一学政容易,为台厦道物色一个适当人选难”。康熙同意张巡抚的看法,下旨任用陈瑸为台湾厦门道。陈瑸在台5年,革陋规,禁酷刑,恤番民,重教化,施政得体,民心向化,动荡的局面安定下来。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春季,陈瑸被提拔为湖南巡抚。同年,北上京都谒见。康熙称赞他是一个“苦行头陀”,并说,我昨天召见了陈瑸,仔细观察他的言行,的确是个清官。他原是一个沿海务农之人,既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吏,而天下人都称赞他清廉,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哪能得到这么崇高的声誉呢?他有才能办大事,国家有这样的官吏,实在是天下的大好事,应该从优表扬,为清廉者作鼓励。同年十二月,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康熙五十五年,闽浙总督满保入朝皇帝,陈兼署闽浙总督。

其时,雷州城之东,洋田万顷,堤岸逼近大海,咸潮年年冲击,渐多崩毁。陈虽远处福建,却时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他奏请皇帝饬令广东拨给专款修筑雷州东西洋堤围。他担心上面拨下的公款5300余两不够费用,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把自己俭积下的俸银5000两,送到海康,协助修堤。康熙五十七年十月,陈瑸病逝。皇帝下旨追授他礼部尚书,赐祭葬,谥清端。

陈瑸自踏上仕途至贵为巡抚,二十余年孑身在外,持政办事亲力亲为,平日节衣缩食,“官厨惟进瓜蔬”,俸禄都用在民生疾苦上。公元1714年冬,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入朝面圣,次日,康熙对群臣说:“朕昨日召见陈瑸,细察其举动言行,确系清官。以海滨务农之人,非世家大族,又无门生旧故,而天下之人,莫不知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陈瑸任台湾道期间,“未尝延幕僚,案牍胥自任,仆从一、二人”(台湾苏瑛《陈瑸公传》)。机构虽精简,办事效率反而提高,将节省下来的衙门公费三万余两全部用来营造炮台,加强台湾海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陈瑸卒于闽浙总督任上,临终时又疏请以任内所应得廉俸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上交国库。陈瑸病逝后,清廷笃念贤劳,追授礼部尚书、赐国葬、谥清端等(清一代获清端者仅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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