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政治贡献

巩固边疆

学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还最终促成了台湾建省，这主要是为了加强海防，此后经巡抚刘铭传的努力经营，台湾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然而，甲午战争后，台湾仍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

整饬吏治左宗棠对清廷吏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讲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为此，左宗棠在罢免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规等方面多有举措。他还强调“察吏”、“训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以及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尽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但左宗棠的主张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

军事勋劳

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这与曾国藩等人的见解相合，由此推动了湘军的建立。左宗棠将“练兵”视为治军的关键，其中除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要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左宗棠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时曾强调“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等，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他还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

在临敌用兵时，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作为统帅，左宗棠改变了作为将领时事必躬亲的态度，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避免遥制，从而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此外，他还讲求阵法，并善于采取“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战术方法，等等。

在国防观上，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贯主张在海防建设中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他还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这都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在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绪元年）的讨论中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 凭借其军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以收复新疆之战为例，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四个多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学者孙占元评价说：左宗棠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洋务兴办

综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根据学者沈传经、刘泱泱的概括：在闽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主要是兴办福州船政局，这对建立中国近代造船工业、近代学堂以及近代海军起到开创与奠基作用。陕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远不如前一阶段，但开始由军用向民用转化，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多种经营，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两江任上，左宗棠洋务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广泛；经营体制上，由以官办为主转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办，而是“官倡商办”；反侵略保利权的目的，也更为鲜明突出。晚年所上《艺学说帖》 ，则成为其长年洋务实践的理论概括，并体现出新的发展。

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认为自造新式枪炮并非难事，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关于水师用船，他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主张自造。经过左宗棠的声请，设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筹建中，尽管中途奉调陕甘，仍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确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设立。

左宗棠筹划设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陈绍宽等人评价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船政局所辖船厂，经左宗棠所推荐的沈葆桢的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造船工厂，也是一座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其造船水平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毕竟实现了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并从学员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届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它们基本是仿行左宗棠为船政学堂拟定的章程，到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但是，天津水师学堂所用吴赞诚、严复，仍与福州船政密切相关。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军事工业的兴办。他先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实为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兰州和库车均设火药局。这些机器局、火药局，不仅直接生产军火，而且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中国西北近代工业之先河。

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的兴办，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 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因原料、水源、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织呢局仅维持三年便告停办，其中左宗棠筹划不详，也有一定责任。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项创举，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此外，左宗棠在西北还尝试使用机器治理泾河、勘探并开采矿藏，以及招商兴办乌鲁木齐铁厂等等。两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发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务事业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经济民生

左宗棠注重民生，这体现在他方方面面的举措中。

在兴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泾河，此外还兴办了一系列灌溉工程；在京畿，治理永定河；在两江，则治理淮河并筹划恢复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复范公堤以抵御海潮侵袭，兴办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兴办赤山湖圩坝工程以平息江宁、镇江水患，等等。

在鸦片问题上：当时鸦片有中国自种的“土烟”从海外进口的“洋烟”两类。为解决土烟问题，左宗棠在陕甘任上饬令属官严禁种植罂粟，在“严禁罂粟”的同时，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而“劝种棉花”，除劝谕农民种植棉花外，且购置纺织工具、雇请民妇教习棉纺技能，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对于不宜棉的地区也要求广种杂粮以改善生计；对于在禁种罂粟的问题上督查不严的官员，左宗棠亦报请清廷严惩。针对洋烟，左宗棠在军机大臣任上也希望通过增加捐税的方式限缩其销路并减少进口数量，但他与威妥玛谈判未果，后由曾纪泽接手，最终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税率有所提高。至于荒政、茶务、盐政等等领域，左宗棠也均有其举措。

早年经历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生性颖悟，少负大志。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而且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并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当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熙龄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科场失意，左宗棠未能沿着“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其志向和才干也得到了包括贺氏兄弟在内的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同年，左宗棠与周诒端成婚。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与胡林翼在北京订交。写成组诗《燕台杂感》，涉及新疆形势。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赴会试，录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额而被撤下，仅取为“誊录”。左宗棠不甘屈就，弃职返乡，在周夫人帮助下潜心舆地研究。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结识两江总督陶澍。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归乡，途中于南京拜见陶澍，后者主动提议让他的独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他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编成《朴存阁农书》，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左宗棠返回湘阴柳庄。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阴大水，左宗棠赈济乡邻。同年，胡林翼向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两人彻夜长谈，涉及古今形势、人物品评、“西域时政”（例如屯政、水利）等。后来，林则徐还与人谈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良厚。

声名鹊起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建议大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3年（咸丰三年），左宗棠随张亮基入湖广总督幕府，张亮基调山东巡抚后左返乡。1854年（咸丰四年）4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1855年（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荐左宗棠。

1856年（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用，赏戴花翎。

1858年（咸丰八年），在骆秉章的保荐下，左宗棠加四品卿衔。

1859年（咸丰九年），樊燮京控案发，左宗棠被迫于当年末、次年初离开骆秉章的幕府。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这次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相助，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0年（咸丰十年），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进军浙江，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他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并攻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二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终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平定捻回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其主要首领有马兆元和马化龙。由于捻军、回军以及当地汉族起义军的活动，陕甘局势几近糜烂，而总督杨岳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势。这种情况下，清廷于1866年9月谕令左宗棠前赴陕甘。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动身，准备率领各军平定回乱，但因西捻军进犯陕西 ，加之左宗棠认为捻强于回，遂首先重点镇压捻军。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陕甘总督由穆图善署理），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乱牵制、捻军机动灵活等因素而难以彻底取胜；延川、绥德还多次被回民军攻破。是年末，捻军由陕入晋，继而入河南、直隶，京师震动。左宗棠与李鸿章、李鹤年、官文皆受革职处分。左率军追击，并且建言献策，最终于1868年（同治七年）协助李鸿章剿灭了西捻军。左宗棠在入京觐见时指出平定陕甘仍需五年时间。

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进军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一带，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汉族起义军。随后他进兵董志原，大败盘踞和被驱逐于此的回民军，4月攻占该地，肃清庆阳、泾州。在此期间，刘松山、高连升部相继发生兵变，高被杀，左宗棠大怒，对叛变兵勇严加惩处。左宗棠并在当地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努力恢复生产，并拨款救济饥民和归降者。这时，左宗棠已认定盘踞金积堡一带的马化龙是回乱的罪魁祸首之一，遂派刘松山进攻马化龙的金积堡。同年，左宗棠由泾州进驻平凉，接陕甘总督印。1870年（同治九年）2月，刘松山阵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其后，马化龙鼓动回民军大举进犯陕西，不过这些部队缺乏系统组织、有效领导，被清军击败，也未能动摇左宗棠攻克金积堡的决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刘锦棠代替刘松山，又调动重兵围攻金积堡，终于在1871年1月（农历仍为同治九年）取胜，马化龙父子投降后于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杀，其部众有1800余人也被杀。左宗棠赏加骑都尉世职

1871年（同治十年），肃清后方后，左宗棠进攻甘肃河州，当地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顽强抵抗，清军屡屡受挫，但始终坚持作战。在左军的强大压力下，马占鳌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编入清军。回民军的主力至此已经被消灭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刘锦棠克复西宁，白彦虎等退入甘肃；他另派徐占彪进攻肃州，但肃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驳斥朝中停造轮船的言论，并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即兰州制造局）。8月，左宗棠入驻陕甘总督驻地兰州。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被押往兰 州并处死。随后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庆、金顺、刘锦棠等部大举围攻肃州，其后还亲往肃州督战。此役中，白彦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后被处死，其部属约有七千人被屠杀；左宗棠事后承认“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肃州之役，则“不能尽行其志”。随着肃州克复，陕甘回变告终。清廷着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他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局部动乱。8月，左宗棠补授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

进军新疆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后者并且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来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由此引来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他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亦趁机于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占伊犁。伊犁被攻占引起清廷重视，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因陕甘回乱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若外交失败、不得已与俄军交战，清军亦未必不能够胜利。这样，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

1874（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与此同时，左宗棠弹劾景廉、成禄等原受命收复新疆而逡巡不进者，成禄被革职，景廉被调任。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确定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又称“缓进速决”）。“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进军南疆。这是考虑到进军新疆重点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势力主要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进军困难较小；同时，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有重要政治意义。从地理区位上讲，收复北疆，也可为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缓进急战”中的“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至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后迭增至32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金顺的部队整编为40营，加上担任防守任务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7、8万。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50余营，2万多人。

“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准备物资

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毕竟缓不济急，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东部采买；四是向俄国人购买，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国索斯诺夫斯基一行并与之订立购粮合同，一说这部分粮食实际来自伊犁。此外，左宗棠广设运粮台站，并于官运之外借用民力，节节转运。

筹措军费

1876年（光绪二年）1月，开战在即，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只靠各省关协饷不能解决军费。左宗棠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之旧例，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不料遭沈葆桢反对。几经波折，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1878年（光绪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总计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绪七年）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克复北疆

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考虑到饮水困难，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

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8月，刘、金两军协力，经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马人得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遂兵不血刃收复乌城（8月18日）。随后，金顺进占昌吉，荣全在刘锦棠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城。至此，北路荡平。

打开南疆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左宗棠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他并布置三路进军计划，促金顺留守乌城，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1877年（光绪三年）4月，刘锦棠出兵，迅速收复达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逊城（4月26日）；徐占彪与张曜在盐池会师，攻克吐鲁番门户七克腾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刘、张、徐三军合击，又收复吐鲁番（4月26日）；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清军收复新疆过程中，英使威妥玛多次对清廷展开恫吓，此时又劝清廷停止进军、将阿古柏势力认作藩属，海防派亦运作朝廷，清廷遂向左宗棠说明 ，“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并让左宗棠“统筹全局”，提出己见。左宗棠上疏据理力争，强调新疆的战略意义、当前的大好形势，并提出要在新疆实行省制，最后得以继续新疆收复战。

收复南疆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10月间，西征军先后收复喀喇沙尔（焉耆，7日）、库车（8日）、库尔勒（9日）、拜城（21日）、阿克苏（10月24日）、乌什（26日），白彦虎一路西逃并劫掠秋粮。东四城既克，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之敌自乱阵脚，相互攻杀。12月间，刘锦棠进军，先后收复喀什噶尔（17日）、叶尔羌（18日）、英吉沙尔（24日），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1878年1月2日（农历仍为光绪三年），和田克复。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清廷嘉其功，诏封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伊犁谈判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但无果。清廷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条件苛刻，且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

1879年（光绪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闻讯，向清廷陈奏分析利弊，并痛陈：“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清廷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左宗棠西征 1880年（光绪六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携棺材由肃州出发入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并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此外，1880年（光绪六年）9月，左宗棠筹建已久的“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刘锦棠，踏上回京之旅。当时正值俄土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相对虚弱，加之其他的种种考虑 [58-59]  ，不欲开战，闻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担心中俄全面决裂，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虽赔款增加，并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在领事等问题上也收回一些利权。次日左宗棠抵京。他对这一条约态度复杂，一面说“界务无损”、“商务亦尚相安”，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然而，他一年多后致信刘锦棠时又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总督两江

1881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参与练兵、治河、禁烟等事。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1881年（光绪七年）10月，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1883年（光绪九年），他还曾镇压王觉一起义。

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经过筹划，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1883年（光绪九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准备作战。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未同意其亲赴前线。

1884年（光绪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请求回籍调治。4月，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8月，孤拔所率法军于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中国海军（习称福建水师），破坏福州船政局。9月，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黑旗军、恪靖定边军等在镇南关得胜，夺取了谅山。清政府“乘胜即收”，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军，与法国议和。左宗棠不满，上《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但没能改变清廷的方针。同时，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并称病求退。

抱憾而终

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也终于实现。

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他在临终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说：“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并提出诸多富强之策和对光绪帝的劝勉。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入祀京师的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