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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穆

两汉诗人

朱穆(100~163)字公叔,一字文元,东汉南阳郡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初举孝廉。顺帝末,大将军梁冀使典兵事。桓帝时任侍御史。感时俗浇薄,作《崇厚论》、《绝交论》。永兴初,出任冀州刺史,镇压起事灾民。后触犯宦官,罚作刑徒,因千人上书为之鸣不平,赦归。居乡数年,复拜尚书。上书请除宦官未成,忧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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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穆(100~163)东汉学者。字公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家世衣冠,初举孝廉,后为侍御史。出为冀州刺史,因弹劾权贵、抑制豪强而受到诽谤,下狱治罪。后征拜为尚书,为人刚正不阿,居宫数十年,“死守善道”,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其思想节操为人所推重。时人有“兼资文武,海内奇士”之评。蔡邕在《朱公叔谥议》、《鼎铭》、《朱穆坟前方石碑》等文中对朱穆的操守多有赞扬。朱穆对当时的朝政多有批评,指出“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榜掠割肃,强令充足”(《后汉书·朱穆传》)。主张改革弊政,清除宦官,选用贤能,“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同上)。在哲学上,发挥道家重道返朴的观点。否定儒家的礼义而以道与理作为行为的准则。他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同上)。重申老子的“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观点,赞扬天的崇大和地的深厚.批评当时不良的社会气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他说:“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同上)认为社会风尚是~种巨大力量,“故时教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同上)。指出当时的社会风尚越来越坏,而且难以挽回。他说:“先进者既往而不反,生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同上)。认为在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下,只有道家重道反朴的思想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汉书》卷四三有传。有集2卷,今佚。《全后汉文》卷二八辑有其部分著作。

朱穆自幼即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而著名,由于精力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亦不自知;年50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朱穆为人耿直有韬略,20岁举孝廉,后拜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顺帝末,从大将军梁冀,为典兵事,甚见亲任。桓帝即位,升任侍御史,不久再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纪》,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朱穆遂作《崇厚论》,呼吁重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即达四十余人,他一到任,就严惩为非作歹的贪官豪强,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居家数载,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163年)发疽而死。朱穆死后,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善文辞,为蔡邕所重,诗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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